— 楊國樞 (中央研究院副院長)
有這個機會來參加一個我活了六十多年從來沒有參加過這樣 一個性質的會議，有一種特別的感受，甚至有很多很多的感 受。
首先非常欽佩綠島垂淚碑的發起人都是中青年，都是沒有遭 遇過白色恐怖的經驗，卻還能夠發起這樣的事情，這表示各 位發起人先生女士真是有正義感，有一種公眾道義的作風， 這一點我感到非常的欽佩。假如說只是當年受害的人，或者 是存留下來的受害人，由這些人來組織這個建碑籌備會，有 直接的意義。但發起人當中都不是這樣的人，都不是受害人 本身，可以不管這件事情，可以如柏楊先生所說可以遺忘這 件事情，眼不見為淨，心不慌意不亂，但發起人們不這樣想 ，他們拿這樣的事情很認真地花一年的時間籌備，我覺得非 常的欽佩，這是我第一點首先要表達我的欽佩之意。
第二點，我想要表達的是，到我這個年齡，當然還有比我更 年長的長輩，經歷了長期的白色恐怖時期，很多人因為政治 主張不相同，政治意念不相同，不但坐牢，而且生命也丟掉 了。有的人雖然沒坐牢，但是被情治單位請去問話，或是其 他各式各樣的形式，很多很多人都有這個經驗，甚至包括我 自己也有這方面的經驗。在綠島，過去有很多很多的政治犯 ，長期以不人道的方式對待，甚至於有人無緣無故的丟掉了 生命，這個只能說是一種時代的悲劇，只是為了政權的維護 ，而對於知識份子，對於異見人士不知道愛惜，不知道這些 人正是一個社會裡面最可貴最寶貴的一些人，這種人會帶動 社會的進步，產生社會進步的動力，卻把他當雜草一樣的消 除掉，過去是這樣一個狀況。我認為這是一種短視，代表一 種不安全的嚴重感受。
現在我很高興時代變了，我們已經進入另一個階段，我們的 年青人，甚至中年人都不記得這個經驗，現在有這些有心人 要建一個垂淚碑，能夠讓我們面對過去這段歷史，能夠提醒 我們在台灣過去長期的發展、進步當中，有那麼一段時間， 有那麼多純真的、非常認真的一些青年人，一些中年人，在 那個時候失去了他們的生命。這樣一個階段當中，有那麼多 的人，有這樣的經歷，犧牲他們的生命，犧牲他們的青春， 可以說是相當程度的奠定了台灣非要往民主的方向發展不行 。這個代價他們自己承擔，但是我覺得他們自己所承擔的這 個代價，社會上應該以一種感恩的心情對待他們，應該對他 們這樣的努力，這樣的犧牲能夠有肯定的態度，而不是覺得 ，哎不曉得怎麼回事或者是想起來就頭痛，就把它忽略掉， 所以我個人是非常贊同在綠島建垂淚碑。
另一點我想提的是政治犯是個什麼詞，法律上也沒有，我覺 得對於那些因為政治主張不同的異議人士蓋上一個犯人的犯 字，作為一個標籤，來標誌他是很不對的事。甚至於政治犯 在白色恐怖時期，政府都是否認的，說我們這邊沒有政治犯 。最近我很高興看到有些刊物開始用「政治異議人士」，我 覺得這是很好的詞，可以取代政治犯的字樣，很希望新聞界 、文化界、報紙、雜誌能夠不再用政治犯這個詞，而改用政 治異議人士這個詞，差二三個字，但是意義卻完全不同。所 以藉這個機會呼籲一下將來我們不要再用政治犯這個字眼了 。
最後我想建垂淚碑，提醒我們在過去台灣的發展史上，有這 麼一段值得我們垂淚的事蹟，有那麼多人為台灣的發展、政 治的民主、法制的追求、言論的自由，貢獻了他們的青春。 希望垂淚之餘，我們也能破啼為笑，我們慶幸現在到達一個 不同的階段，由於這樣的對比，這樣的經驗轉折，使我們更 寶貴現在眼前所獲得的一點點得來不易的民主法制，而現在 所獲得的一點點民主法制並不是很高品質的，是有很多問題 的民主法制，還需要有心的人士來繼續追求。我們希望這段 經驗不但是在台灣的民主發展史裡能夠留下一個記憶，我們 也希望台灣過去民主發展中不好的經驗能夠推廣到其他國人 手裡，包括大陸。希望整個中國人，不光是台灣，所有的中 國人社會都能夠記取台灣過去的這段白色恐怖事蹟裡的慘痛 經驗，最後終於走到了法制社會的階段。所以我們呼籲任何 一個社會，包括大陸社會能夠對於政治異議人士不要再把他 們看作犯人，不要把他們當作政治犯，而要善待他們，給他 們留下一點餘地，能夠使他們在社會裡發生正面的積極的作 用，使這個社會能夠更和平、更快的演變到一個新的民主化 的階段。等到所有中國人社會都能夠到那個階段，我相信那 個時候才是我們真正可以破啼為笑的時候。
